论述中国近代新闻学的起步。

论述中国近代新闻学的起步。

中国最早论述报刊功能的人是清末改良主义政论家王韬。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中国第一份倡导变法自强的报刊《循环日报》，他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报刊政论家。王韬曾撰写了三篇专论：《论日报渐行于中土》《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》《论中国自设西文日报之利》。这三篇专论在中国新闻学研究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，是我国最早的报学专论，开启了我国近代报业理论的先河。三篇专论集中阐述了他对办报的见解。
《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》一文刊发于1878年的《申报》，王韬在这篇文章中提出，报纸的功能为“民隐得以上达，君惠得以下逮，达内事于外，通外情于内”，为此，报人应“指陈时事，无所顾及”，当局应“言之者无罪，闻之者足戒”，并引用尧舜纳谏的传说，论证言论自由的合理性。
戊戌维新运动前后，中国报刊研究进入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新闻思想为主导的历史阶段。一批进步知识分子不仅创办了报刊，而且通过在报刊上刊登政论文章发表自己的观点，在反映舆论、倡导自由方面发挥重要作用。资产阶级改良派报人郑观应、梁启超的观点代表了这一时期新闻思想的主流。
郑观应是较早认识到中国的落后源于政治制度的知识分子。1894年他的《盛世危言》一书刊印，此书全面系统地学习西方社会的纲领，提出从政治、经济、教育、舆论、司法等多方面对中国社会进行改造。《盛世危言》中的“日报”篇提出报纸能使读者不逾户庭而周知天下事，在“通民隐，达民情”中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，主张各省创办日报，以使“民心无不愜，民志无不伸”。
梁启超在他56年的人生中，有长达27年的新闻实践，他亲自创办、协助和支持过的报刊有29家。1901年他在《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》一文中指出，报纸应该“脱离一党报之范围，而进入于一国报之范围，且更努力渐进，以达于世界报之范围”。他提出报纸是“耳目喉舌”，在《论报馆有益于国事》中写道：“去塞求通，厥道非一，而报馆其导端也。无耳目、无喉舌，是曰废疾……有助耳目喉舌之用，起天下废疾者，则报馆之谓也。”梁启超的新闻理念，在今天仍然有可以借鉴的地方。
“五四”运动前后，中国新闻学研究正式拉开帷幕。1918年10月14日，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，这是我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机构，由时任校长蔡元培亲自发起组建并担任会长，北大教授徐宝璜和著名报人邵飘萍担任研究会导师。蔡元培为该会拟定了简章，规定其宗旨是“灌输新闻知识，培养新闻人才”。研究会出版了《新闻周刊》，这是当时中国唯一传播新闻学知识的报纸，也是中国最早采用横排式的报纸之一。
徐宝璜的《新闻学》（1919年出版）、邵飘萍的《实际应用新闻学》（1923年出版）、戈公振的《中国报学史》（1927年出版），这三本著作被称为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开山之作。
徐宝璜的《新闻学》是中国第一部新闻理论著作，全书共14章，6万余字，主要从新闻的定义、新闻的价值、新闻媒体的性质和职能，以及报纸的编辑、采访、评论、发行诸方面，作了理论与实践的探讨。虽然这本著作的多数观点源于西方，但是与当代的新闻观念有相通之处。
邵飘萍的《实际应用新闻学》是中国第一部新闻实务研究著作。邵飘萍以自己的采访实践经历为主要内容，融合了他赴欧美、日本考察后的体会，是对新闻采访和写作、记者修养等新闻实践的理论概括，主要内容包括：新闻的范围、选题、采访、编辑.通讯方法以及报社和通讯社的组织等。此书立足实际应用，力求指导记者进行实际采访。
戈公振的《中国报学史》是中国第一部新闻史专著。这本著作第一次全面、系统地梳理了中国报纸产生及发展的历史，以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和严谨的考证方式，对从汉唐到“五四”运动前中国报纸产生及发展的历史进行了概括总结，勾勒了中国新闻业形成和发展的清晰脉络，确定了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内容。
中国早期的新闻研究者，大多受到美国或者日本新闻学的影响，研究观点吸收了西方新闻学，可以说与国际前沿接轨。